前言：黄海之滨、鸭绿江畔，这是一片物产富饶、人才辈出的神奇沃土。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，一代又一代丹东人不仅辛勤耕耘着这片土地、建设出中国最美的边境城市，而且从这里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在各行各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共和国六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，《丹东新闻》隆重推出《光彩中国的丹东骄子》人物专访系列，以新鲜独特的视角，记录在祖国各地取得不平凡业绩的丹东人，通过记述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成长历程，透视共和国的精神风貌和建设成就，展示丹东人的拼搏精神和家乡情怀，欢迎大家收听。

（丹东骄子片头：回望激荡人心的时代历程，感受自强不息的丹东精神，

享家乡骄子的人生体验，丹东人民广播电台国庆六十周年特别奉献——《光彩中国的丹东骄子》。丹东港集团独家赞助播出）

        第六篇《王泰平：外交官眼中的沧桑巨变》上篇：《回国的行李越来越轻了》（采写：王国玺、宫绍山）

       作为国内的一位资深外交官，从丹东走出的王泰平大使早在四十年前就被派到日本工作，并先后担任过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司长、驻日本札幌总领事、驻大阪总领事等职务。说起四十年来往返于中日之间的亲身经历，他不禁感叹沧海桑田、世事变迁，从中更是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。

        1969年5月,王泰平以记者身份第一次被派到日本。当时，国内正处在“文革”时期，物资匮乏，温饱问题突出，而日本则步入经济高速增长期，市场一片繁荣，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以至于他从日本带回来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，也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
       （出录音）“日本正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小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，电视也是百分之百普及。那时候，我买台小电视机带回国后，还受到了批评，有的人还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。但是拿到我住的外交部招待所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，天天夜里挤满了观众。当时，国内有几家人有电视机啊？当时的反差确实非常大” （录音完）

       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国内的收入开始提高，但市场上商品仍然短缺，外交人员回国休假往往要带上十来个纸箱子，里面从各种家电到塑料盆、窗帘等，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。但是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，越来越多的中国轻工产品开始出现在日本，凭借价廉物美的优势迅速占领了市场。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，中国的音响、彩电也逐渐敲开了日本高档商店的大门，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广泛欢迎，外交官们回国再也不用大包小包地往回运东西了。

        （出录音）“八十年代初期，回国的时候还是要带这带那的，但是到了九十年代，中国的彩电、音响、服装都开始进了“三越”、“高岛屋”这样的一流大商店。日本人开始还有抵触情绪，慢慢地他们也开始接受了，因为中国产品最大的优势是价廉物美，质量是按照日本的标准生产的，价钱只有它的一半到三分之一，所以很受欢迎。现在外交官回国，根本都不用带了，国内都有了还带什么？！（录音完）

         王泰平大使告诉记者：外交官的回国行李越来越轻，这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，从当年刚到日本时看着什么都新鲜，到如今国货像潮水一般涌入日本市场，而且在大商场里占据一席之地，其中的变化有时真让人难以相信。特别是日本自身就是一个生产大国，“中国制造”如果没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，是很难打入日本市场的，这也让驻外人员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。

下篇：《难忘总理的殷殷嘱托》（采写：王国玺、宫绍山）

作为国内自身的外交官，王泰平大使这些年来经历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历史瞬间。但是对他来说，最难忘的永远是1972年初与周恩来总理单独会谈的一幕，也正是这次会谈，使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王泰平从此坚定了人生的方向，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外交事业。

（出录音）外交部的办公厅有一天通知我，就是晚上九点钟到人民大会堂，周总理借鉴你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兴奋啊，但是又有点紧张，我就赶紧把日本带回来的一些资料啊带进大皮包里。周总周总理研究问题，不仅仅找部领导，经常是一杆子查到底，处长啊、主管科员啊都去，研究问题的时候经常要向在座的人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，是用这种办法检查大家的业务知识，时间一长啊，外交部的各个司在学习上谁都不敢怠慢。那天，我按照通知晚上九点来到大会堂，当时周总理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，我就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，快到夜里十一点的时候会见结束了。周总理走出会见厅来到一个小房间，我就坐在总理的对面。当时我只是个无名之辈，总理亲自接见，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了。当时总理亲切地说了一句，泰平同志，你在日本工作辛苦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我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，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。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拿着个托盘给总理送饭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动，因为总理真是日理万机啊，没吃饭就来接见我。说一点内幕啊，总理的饭非常简单，他就是有一个荤菜，炒鸡心，有一个素菜，没有汤，他是吃完了以后用开水冲冲菜碟就喝了。总理是边吃饭边和我谈，一个小时的功夫，首先向我问了日本政局的情况，中日建交的可能性怎么样，也给我做出了重要的指示。（录音完）

        当时，由于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正常化，王泰平是以《北京日报》驻日本记者的身份开展工作。在会谈中，周总理不仅认真聆听他的汇报，还就如何搞好采访报道、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提出了建议，这让年轻的王泰平觉得一生都受益不浅。

（出录音）总理听后就说：你们在第一线，一定要冷静观察，准确把握，而且要相机推动。而且嘱咐我说，政局多变，不能掉以轻心，今后要以政局为采访的重点，多报情况，多提看法和建议。这个问题谈完以后，周总理还问我：你作为记者，在日本去没有去过工厂啊，去没去过农村啊。我当时回答我去过一些工厂，而且还在一些农民的家里住过。讲到这些的时候，总理就说你们在日本啊，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，我们要了解别人，同时要宣传自己。你们要想了解日本的话，你光在东京、光在大城市里转，光看报纸，不可能真正了解日本，讲得很深刻。我和总理谈话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是过了十二点了，总理的眼神我现在记得很清楚，炯炯有神啊，他注视着我，和我握手告别。现在这个想起来我还非常激动。我觉得总理这种对日本工作的重视和对年轻人的培养，我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敬佩，我一生都不会忘记。（录音完）

也就是在这次会谈的半年之后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，并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共同签署了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。如今，王泰平大使的记者生涯已经成为过去，当年报道的新闻已成旧闻，但是在推动中日交往中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情景，依然恍如昨天。而且，作为中日韩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和中日友好协会理事，他依然牢记着周总理的殷殷嘱托，继续在为两国的世代友好做出自己的积极努力。